文图：一品
引文：
正当新加坡华人在埋怨华文难学，想方设法降低华文教育水平的当儿，印尼廖内群岛已悄悄培育出一批贴近华文、能讲流利华语的印尼华人。数十年禁止学习华文的政策之下，廖内群岛的年轻华人依然能够听懂华语、学讲华语，只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新加坡，接收得到新加坡电台与电视节目。
一、丹绒槟榔的新加坡式华语
来到民丹岛南部的丹绒槟榔（Tanjung
Pinang），船程不过一个半小时。街巷间的感觉，像某个年代的新加坡。更令人诧异的是，当地华人开口居然能讲华语，腔调与新加坡人没有什么两样。
到访过印尼多个地区，感觉来到丹绒槟榔是听到最多华人讲华语和方言的地方。
苏哈托统治印尼期间，取缔华文学校、社团和报刊，华文教育中断30多年，整整一代40岁以下的华人，绝大多数不谙华语，不识华文，甚至没有华文姓名。
但是在地缘上靠近新加坡的廖内群岛，华族子弟悄悄地接收新加坡电台的华文歌曲、新加坡电视上的华文节目，甚至私底下请家庭教师教导华文，用的也是新加坡学校的华文课本。
30出头的陈小薇回想当年：“学校里只有一本英文课本，其他科目都是印尼文的。华文当然不可以教，只能在家中请家教私底下补习。当时用的华文课本，还是从新加坡偷偷带进来的。新加坡的学校教什么，我们就学什么。”
陈小薇祖籍福建，在家中讲福建话，出外与朋友讲潮州话（丹绒槟榔以潮州人居多），在学校里与同学讲印尼话，留学澳洲期间讲英语，毕业后曾在新加坡工作一段时期，如今回到丹绒槟榔经营spa生意，开口依然是一口新加坡式华语。也许不能用华语高谈阔论谈论深奥课题，但至少，日常交谈中就没有新加坡人中英参半的表达方式。
就在新加坡华人埋怨华文难学、双语难以兼顾的当儿，我们难以想象丹绒槟榔的华人，如何在学习印尼文和英文之外，还要兼顾华文；在如此不利华文学习的条件下，还要偷偷摸摸想方设法。
更具反讽意味的是，当地人掌握华语华文的途径，正是新加坡观众认为“没有什么看头”的本地电视节目，以及新加坡学生难以应付而程度日趋浅白新加坡华文课本。
但是当地华人谈起学华文过程，非常轻描淡写。没有考试的压力，没有师长的强迫，自动自发的学习，而且乐在其中。
陈小薇说：“新加坡电视频道也有很多节目好看，第8波道、U频道，我们都很喜欢看。就这样看看电视，唱唱卡拉OK，慢慢就学会了。”
也许是奥妙的人性，越是禁忌越是好奇、越想要接触。越是得不到的，越珍惜。
当时的印尼不准入口任何华文刊物，就连船上阅读的报章，抵境前都必须丢弃。携带入口的新加坡华文课本也是禁品，都必须小心翼翼包藏起来。华文歌曲或影像CD同样不准携带，禁止收听。
新加坡电台飘洋过海而来的全天候华语节目与华文歌曲，却成为当地人很好的精神粮食。家庭教师使用新加坡教材上课，政府人员经过时稍微遮掩禁声，风头一过又可以朗朗上口。
对于新加坡人来说，新加坡政府与峇淡民丹开发经济合作以前，对偏远的廖内群岛知道不多；对于丹绒槟榔华人而言，在水一方的新加坡，却是一个提供精神养分的美好都市。
两地之间开发便利渡轮服务还是近十多年来的事，陈小薇说：“以前去一趟新加坡要4个多小时，是一件大事……”
天真的表情，令人不难想像童稚时期的陈小薇，捧着来自新加坡的华文课本，满怀憧憬页页翻读的情景。想起本地卫道人士对华文课本程度低落、华文节目层次低俗的评语，想起年轻学生对华文课本弃之后快的想法、对华文书刊嗤之以鼻的态度，对照丹绒槟榔华人的淳朴情怀，不由地感慨万千。
二、丹绒槟榔的第一个华人议员
2000年，印尼实施教育改革。华文教育解禁以后，印尼人在使用华文方面，比周边邻国落后了足足30多年。推展华文教育的工作积极展开，迎头赶上。
学习华文的热潮在印尼全国掀起，丹绒槟榔华人明显地占了优势。推广华族文化也方便寻求新加坡的支援，第一年开放庆祝农历新年时就找了新加坡人前来教导舞狮舞龙，近几年来也与新加坡中医李金龙合作，进行一些交流活动。
丹绒槟榔区议委员会议长姚武辉说：“丹绒槟榔是个小地方，但是因为靠近新加坡，有很多机会，也比较容易生活。这里的华文程度也比印尼其他地方来得好，华人在家中也讲方言或华语。”
姚武辉也是丹绒槟榔第一位华人议长。采访当天来到住家，大门口有警卫看守，入内与一般华人住家无异。宽敞的客厅作中式的装潢，感觉就像来到某个亲戚家中作客。
黝黑的肤色、粗犷的体形、洪亮的声线，典型的南洋华人形象。
姚武辉是第四代印尼华人，出生于丹绒槟榔，祖籍大埔。受访时一口流利华语，却坦言小时候没有机会学习华文。他说：“在学校里是和印尼人一起读书，课本、科目完全一样，每个星期五也跟着他们穿上马来传统服装上课。”
能讲华语都是课外自修，从小在家中与父亲说的也是客话。到了姚武辉的孩子这一代，小时候喜欢说的是印尼话。
姚武辉说：“孩子小的时候会担心她们不讲华语，学校里以印尼文为主要用语。但是到了小学毕业以后，慢慢就学会华人的语言。主要还是因为这里靠近新马，小孩子学得很快。”
姚武辉也把孩子送到新加坡念书，两个大孩子目前就读于理工学院，小女儿今年六年级。
丹绒槟榔华人大多从商，姚武辉也不例外，多年来从事酒店与餐饮业，与当地政府建立起很好的关系。印尼百家姓协会来到丹绒槟榔时，姚武辉也义不容辞地加入为当地华社的代表，希望能利用多年来的经验与交情，为华族社群争取各方面的利益。一般认为，印尼华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%以下，华人企业所占经济份额却是全印尼的80%。以丹绒槟榔来说，总人口16万5000人，当中华人占了4万多人，30%左右。相对来看，丹绒槟榔的华人与马来人之间，贫富悬殊也没有那么厉害。
姚武辉说：“这里的华人与马来人的生活水准比较平均，华人不是非常富裕，马来人也不至于太过贫穷。住在丹绒槟榔，随时可以出海捕渔，三餐没有问题。”
实际上，丹绒槟榔的种族关系原本就没有印尼其他地区那么紧张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姚武辉认为华人更应该采取主动融入主流社会，不要再停留于社会边缘。
姚武辉分析：“这里的华人和土人的关系本来就很良好。丹绒槟榔的土著是melayu，与爪哇人不一样，比较接近新马地区的马来人。60年代，这里还在使用新币时，马来人不懂得做生意，也经常与华人合作，很相信华人。”
到了后期，丹绒槟榔渐渐吸引了很多外岛居民，他们生活困苦，对华人处处看不顺眼，说了很多坏话。姚武辉说：“不喜欢华人的，其实都是外岛人。但是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这里的土著也害怕，更要与华人合作，在经济上打好关系。”
即使是在印尼暴乱期间，丹绒槟榔也比其他地区来得平静安全。“这里的马来人也看新加坡的电视，与新马的马来人非常相似，不大排斥华人。”
三、华人子弟对政治的冷漠与华人的未来
姚武辉当上议长以前就一直在为华社服务，当上第一位华人议长后，更积极扮演华族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。
多年来，印尼华人大多从商，绝少参与政治。除了经济上占显著位置，其他方面都一直处于边缘地带。印尼华人基本上满足于“修身齐家”，作好自己的本分，很少会想到超出“独善其身”的范围。
但姚武辉认为，这些年来印尼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已改善很多，印尼华人也应该改变传统的概念。姚武辉说：“30年前，华人想做政府工都没有机会，印尼人担心华人来与自己抢职位。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社会开放了，像我当了议长，领取政府的薪水，还有汽车、房屋的津贴，政府还派给我保安人员，一切都很不错，但是华人就是没想到要这么做。”
这些年来，印尼百家姓协会也在不断地争取华人的利益，如今护照、身份证都可以放华人的名字，华人在社会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歧视，却一直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。
姚武辉解释：“上一代的生意人，书读得不多，对印尼法律不大了解，不懂得自己的权益，凡事都怕麻烦，遇到警察就害怕，有什么问题都不懂得处理，只想给钱了事。如果每个华人做身份证都给钱，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没有钱的怎么办？”
印尼暴乱期间，华族社区恐慌害怕，也是由华社领袖出头，安抚人心，主动与中央联络，确保当地官兵能为华人带来安全感。姚武辉说：“有事情都害怕，都逃跑，都跑光了，怎么办？！”
姚武辉当上议长以后，忙于为华社争取利益，干脆连生意都不顾，交给太太和弟弟全权处理。
他说：“华人也是印尼人，和印尼人一样有贡献，也有应得的权益和利益。当上第一个华人议长，我的责任更大。做得不好，全体华人都被瞧不起。接受了这个职位，我就下定决心要设下一个榜样，成为一个受到社会尊敬的华族官员。”
面向政府，姚武辉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华族的利益，同时站在生意人的立场，鼓励政府好好发展丹绒槟榔的经济。“丹绒槟榔要发展特别经济区，我说了很多好话。我们华社是支持政府的，政府好好做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发展得很好的。”
面向华社，姚武辉的工作是鼓励印尼华人认识自己的权益，融入社会主流。“现在政府已经不再看不起我们了，我们也应该为社会做一些事情。华人当警察、当兵还有优先权，偏偏华人几十年来都没有这个想法，无法改变。印尼人当兵，华人也可以当兵，华人都不拿枪，有一天别人拿枪指着我们，我们又如何保护自己呢？”
姚武辉目前也在推行一项社会服务计划，找几个律师向华社介绍印尼法律，让他们具体了解华人的权益。他说：“可以做什么，不可以做什么，心里有个底总是比较踏实。与政府之间发生问题，由这个组织带他们去讨论洽谈，而不是动不动就拿钱出来解决。华人与华人之间发生问题，也可通过这个组织来当个中间人，不用上法庭。”
他鼓励华人把过去的不愉快忘掉，种族歧视的问题如今已不再存在，剩下的就是沟通与接受的问题。
接下来需要做的，还有鼓励下一代的华人留在丹绒槟榔。新一代的印尼华人出国留学的很多，习惯了舒适的生活，都不想回到家乡。姚武辉鼓励华人回到丹绒槟榔发展，落地生根，把地方发展起来。他说：“新一代都走了，留下来的都是老人，更难在社会立足。留学以后回来，还会有很多机会发展。做生意也好，加入政府也好，不进入社会主流，永远都是外人。”
